陈锡文：农村社会变迁亟须理论和实践的回应

    改革开放31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实质上是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必然结果。我以为31年来农村改革重点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微观经营主体；二是培育了市场机制，促进了农产品和农村其他生产要素的流通；三是实施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这三件大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调整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确立了新的经济社会秩序，从而引发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交汇、交融与交变。31年来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主要表现在这种交汇、交融与交变上。其一，是产业之“交”。受市场机制作用，一二三产加速融合，农业从原来的种养业向现代农业体系演进，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服务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大幅提高，现代农业跨越了“初级产业”、“吃饭产业”的狭隘范畴，与其他经济部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作用进一步提高。其二，是职业之“交”。2亿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主要劳动力非农化，农村非农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部分，农民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居民的职业分工不再界限分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成为推进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城乡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三，是城乡之“交”。社会流动日趋频繁，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逐步松动；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有了实质性进展，城乡统筹和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对农村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需求的依存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城市新兴社会生产力、现代工业、现代经营方式的依存度，都在迅速增强，城乡互促共进不断深化。其四，是文化之“交”。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逐渐由泾渭分明走向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其中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影响和扩张更为显著，一些优秀传统乡村文化也在传承和发展中影响、融入城市文化，传统乡村文化正在激变的时代大潮中得以改造、提升，农民和市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在某些方面逐步呈现出趋同的态势。

　　31年来农村社会的变迁，是前无古人的制度变迁，是农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整体演进。由于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可以预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农村社会仍将处于一个剧烈变化的格局之中。在这种内涵和外延的结构性裂变、整合、重组中，既存在诸多发展的机遇、变革的空间，也伴随着重构、失范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风险，必须引起高度关注。比如农业在资源环境趋紧的双重约束下如何稳定增产增效；农业的基础地位如何在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得到更有效的巩固；农村的优质资源单向道流向城市后，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世代靠血缘实现社会保障的传统范式被打破后，如何构建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如何冲破二元文化的影响；农村的总体发展如何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等等。总之，农村社会的急剧变迁，对于农村新制度的生成、社会观念的变革和各阶层利益的调整等，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如何准确把握、积极引导好这种全方位的演进，建立起高效务实的动力机制和有序规范的平衡机制，保持农村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尽快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迫切需要不断做出理论和实践的回应。

　　面对“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的现实，近年来，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许多有志于此的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开展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刘奇同志的又一新著《中国农村观察：转型之变》就是这些成果的重要结晶之一。该书从转型期的农村社会、农民、政府、土地、城乡统筹、农村改革、农村金融、新农村建设、粮食安全、民政改革及科学发展等许多方面较为辩证地、客观地剖析“三农”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凭借作者长期从事“三农”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丰富积累，书中所提的许多观点、建议，视角新颖、见解独到，既有鲜明的理论独创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对于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秉承了刘奇同志大气行文、语言鲜活、笔触生动、事例丰富的一贯风格，读起来不仅流畅自然、如饮甘醇，而且发人深思、启人心智，相信对各方面读者加深对农村社会变迁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认识，都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