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科学家盛家廉

盛家廉，1917年1月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五界亭村。1933年盛家廉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普通科，1936年夏高中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他在杭州就学一年后，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日寇侵犯上海，波及杭州，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领导下决定内迁。盛家廉在前后三年中随校辗转六地至贵州湄潭。在国难深重，与家庭失去联系的困境中，他虽倍尝流亡颠沛之苦，但也深受良师教诲和益友相助，终于修完所有课程，取得名列前茅的好成绩。1940年夏毕业，经农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推荐到重庆北碚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跟随邓叔群教授进行植物真菌病害防治研究。一年后，随邓叔群赴甘肃岷县实地调查。1942年春，到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农艺系任技士，协助细胞遗传学家李竞雄从事小麦、粟等育种工作。同年7月，为解决该所试验场地问题，奉命去甘青公路中段湟惠渠灌区开荒600亩，成立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张家寺农艺试验总场，任主任。历经四年多的艰辛创业，把荒无人烟、干旱瘠薄的土地改变成可灌可排的试验场。这段时间，他们植树造林，在新铺的沙田上试种成功棉花，华来土瓜等多种作物，取得可喜成绩。盛家廉根据两年对新砂田棉、瓜等作物生长状况与土壤温湿度变化关系的观察分析，撰写了《从甘肃的砂田来看铺砂防旱的作用》论文，此文后来经农业部水土保持专家张心一教授推荐，发表在1952年3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对西北地区推广砂田栽培曾起一定作用。1946年初，盛家廉离甘肃，经南京抵北平，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技士，主持甘薯育种，并代理园艺研究室主任。自此，盛家廉与甘薯结下不解之缘。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农事场易名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他接替张景华任杂粮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1956年3月，华北所扩建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后，他任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杂粮研究室主任。1957年秋，正当他欲在甘薯领域里纵情驰骋的时候，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四川农村劳动。 　　1959年9月被摘掉“右派”“帽子后，参加中国农业科学院考察团赴海南岛考察并主笔《海南岛农业考察》一文，提出了发展海南岛甘薯科研与生产的途径。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甘薯育种经验和成就》一文，以推动中国甘薯育种工作的开展。1960年春，他奉调赴江苏省宿迁县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薯类研究所甘薯育种室主任。1962 年7月该所撤销后，他到江苏省徐州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任甘薯组组长。60年代到80年代，盛家廉共发表论文14篇，合编出版《甘薯栽培技术》专著，育成“新大紫”、“徐薯18”等16个新品种。1978年盛家廉等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他任徐州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80年因育成“徐薯18”获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又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翌年晋升为研究员并被遴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1983年，他作为国家甘薯专家组组长，主持了“六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中甘薯新品种选育技术研究课题。该课题因超额完成任务指标而荣获国家三委一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财政部）颁发的“六五”科技攻关成果奖。80年代，盛家廉是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主持“七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中“专用型甘薯新品种选育及良种良法配套技术研究”课题。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七五”攻关任务又一次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计划指标，为“八五”中国甘薯生产再上新台阶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盛家廉还主持了中国与国际马铃薯中心（CIP）、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AVRDC）的科技合作项目，为进一步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促进中国甘薯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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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追求光明 献身科研

　　 盛家廉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学者。早在浙江大学成立“黑白文艺社”时，他就是发起人之一。他们采用不同的文艺形式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罪行，抨击反动当局欺压民众的丑恶面目。该组织对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浙大学生运动的开展起到积极作用。1948年12月，北平城外响起了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盛家廉按照地下党的安排，作为护场委员会成员积极配合接管先头小组和解放军做好试验设备的转移工作，使其免遭损失毁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盛家廉通过新旧对比，耳闻目睹日新月异的变化，决心奋发努力，为中国的农业科学事业贡献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刻苦钻研 培育良种

　　盛家廉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开展甜菜研究，1946年秋转攻甘薯科研工作。他首先深入冀东、冀中地区开展甘薯生产调查，总结群众经验，其后组织各主要薯区同行分别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再相互交流工作经验。通过大量的调研和资料分析，他确认中国甘薯是从海外经多条渠道引入的，其栽培历史不过400年。然而，甘薯在中国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生产上种植的品种绝大部分是劣质低产的地方种或日本饲用品种为“冲绳百号”（引入中国后，改名为“胜利百号”）、“农林4号”等。盛家廉认为，要提高中国甘薯单位面积产量，除继续深入探索甘薯栽培技术外，选育高产，抗病、抵御不良环境能力较强的新品种，将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为发展中国甘薯育种事业，盛家廉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与王铁华等在1947年最早研究出来用短日照结合嫁接的方法，成功地诱导甘薯开花，进而开展有性杂交，为中国甘薯育种技术开创了新局面。同时，他还仍照中央农业实验所园艺系主任姜诚贯“要从日本品种的圈子内跳出来选择亲本”的提示，将日本品种“胜利百号“和美国品种“南瑞苕”进行正反交，果然收到明显成效，很快培育出一批优良新品种。随后山东、河北、河南、四川等省也相继采用上述亲本组合陆续选育出20多个甘薯新良种。50年代盛家廉先后主持培育出“华北117”、“华北169”、“华北52-45”、“华北48”、“北京553”、“北京248”等7个华北系统的甘薯新良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这不仅提高了当时的甘薯产量，也奠定了中国甘薯育种工作的基础。为此，他曾两次受到农业部的嘉奖。 　　在这期间，盛家廉与助手们发表了《甘薯杂交育种》、《华北甘薯增产的主要关键》《甘薯贮藏研究》、《甘薯育种的经验与成就》等论文；1957年出版了中国甘薯最早的专著——《甘薯》一书，深受同行和薯农的重视。

开展协作 成果丰硕

　　 1959年底，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两位日本畜牧兽医专家时了解到，中国现在大面积种植的“胜利百号”甘薯就是日本的“冲绳百号”后，指示农业部领导说：“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要努力赶超外国的科学技术。”面对总理的这一指示，盛家廉一连几天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他对自己发誓，不培育出压倒“胜利百号”的甘薯新品种，死不瞑目！1962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薯类所撤销，盛家廉带着他多年保存的400份国内外甘薯品种资源和各类文献资料同10多位助手一起来到徐州地区农科所，继续从事这一有待改进提高的甘薯杂交育种研究。他依然从调查研究和向农民朋友学习入手，针对新薯区的实际情况提出新的育种方案。在其助手和推广部门的共同协作下，从原薯类所的高代材料中又选出“栗子香”、“811”、“1708”等新品种投入生产应用。“栗子香”在苏、鲁、豫、皖的推广面积曾达100万亩，至今还是高淀粉育种中不可多得的“高干”亲本材料。 　　丰收的喜悦激发了他和助手们的更大干劲，与兄弟单位紧密协作，先后又育成“新大紫”、“丰收白”、“徐州236”“徐州61”等8个各具特色的甘薯新品种。其中“丰收白”、“新大紫”在山东、河北、安徽、江苏等省的最大种植面积分别达到200万亩和100万亩。与此同时，他们还发动群众开展群选群育工作，如“崇张17”、“群力1号”、“群力2号”3个新品种就是依靠群众智慧育成的例证。

培育夺冠品种 实现铮铮誓言

　　人生之路是不平坦的，盛家廉的研究生涯也充满着荆棘和坎坷，正当他日以继夜地为培育夺冠品种而忘我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将他卷进了“牛棚”。课题组中有8名助手被迫调离，甘薯育种濒于中断，试验成果得不到进一步利用。在困难和压力下，盛家廉并没有气馁。他想方设法利用劳动或吃饭的时机，打听试验工作情况，并语重心长地嘱咐留下工作的人员说，“国家富强需要科学技术，农民需要良种，我们的品种资源不能乱，技术资料不能丢，研究工作不能断，大家一定要向人民负责。”1971年，盛家廉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便拖着虚弱的身躯紧张地投入了他日夜思念的科研工作。他从甘薯排种育苗到栽插收获，几乎整天忙碌在田间、苗床、暗室、温室和贮藏库里，亲自动手，一丝不苟。他工作、学习、思考的核心内容总离不开甘薯研究。知情的人说：“对甘薯那种入迷的酷爱，无疑是他在育种工作上卓有成效的一个基本条件”。 　　尽管盛家廉主持育成的甘薯新品种已有20多个，但未能完全取代“胜利百号”。1972年初，他总结了长期育种工作的经验后认为，要想压倒“胜利百号”，必须认真考虑好育种目标，改进现用的育种方法。盛家廉在全面客观地分析“胜利百号”在各地表现时，既肯定了它有丰产性和广谱抗逆性的优点，也找到了它不抗根腐病和病毒病的致命弱点。他认为，高抗根腐病和综合性状水平高这两点对今后甘薯的高产稳产将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协作攻关的品种应在这两个性状上有所突破。于是他们确立了以培育高产、抗病、综合性状好的新品种为目标，采取严选亲本慎配组合，扩大诱导开花杂交的规模，精心培育实生苗，多点鉴定新品系等方法，认真抓好各个重要技术环节。他和助手们按照上述原则选配了40多个组合，获得1万多粒杂交种子，培育出尽可能多的实生苗。一方面经严格淘汰、选留和鉴定，如采取回交、自交、以至种间杂交等方法，定向培育或扩大产生遗传变异，以提高杂种后代的中选率。经过连续5年的奋战，终于在抗病的“新大紫”与高产的“华北52-45”两个品种的杂交组合后代中，精选出综合性状好、高产、高抗根腐病、适应性广的“73-2518”新品系，经鉴定、试验和示范后，于1976年定名为“徐薯18”。1977年为尽快将“徐薯18”用于大面积生产，先后组织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北京等8个省市进行250个点次的生产试验和示范对比，明确了“徐薯18”比“胜利百号”平均增产39.7%，薯干产量平均增产55.3%，尤其是在根腐病严重发生区种植，“胜利百号”几乎绝产无收，而“徐薯18”仍可获得1500公斤的单产。嗣后，他通过及时撰写科普文章，热情进行技术咨询，举办技术讲座等工作，与推广部门配合，使“徐薯18”很快用于大面积生产。1983年底种植面积达到2160 万亩，到1989年累计推广2亿多亩，为国家增产粮食10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4亿元以上。此外，由于“徐薯18”的推广，抑制了薯区根腐病的蔓延，扭转了疫区甘薯绝产、少收或根本不种甘薯的局面。因此，河南洛阳农民称它是“救命薯”。“徐薯18”创造了中国一个甘薯品种种植的最高纪录，使中国自育的甘薯良种第一次在国内占主导地位，为中国甘薯育种史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冠军”品种。盛家廉梦寐以求的压倒日本“胜利百号”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一个潜心于科技事业的人，眼睛总要盯着未来。随着人们食物构成的改善，1981年他又主持育成一个红心食用新品种“徐薯34”，从而满足广大消费者对早上市、食味佳、商品性好、富含维生素、适于蒸烤的专用型新品种的需求。此外，当“徐薯18”即将大面积推广之时，盛家廉于1977年又着手对“徐薯18”进行选优提纯。他选定的“77-6”新品系，通过多年鉴定试验，比“徐薯18”增产一成以上，抗病性又有增强，品质也比“徐薯18”好，1983年定名为“徐薯77-66”。据1989 年不完全统计，已推广到1141万亩，并被国家定为“六五”重大科技成果之一。从表面上看，选优提纯并没有什么新奇，但从“徐薯77-66”及时育成与利用，则可反映出一个有经验、有一定技术路线作指导的育种家，如何在育成一个性状水平相对较高的良种面前，及时采取优中选优；精益求精的简便方法，稳住发展和升华已有的科研成果。这也是可供借鉴的育种策略或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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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论著

　　1 盛家廉.甘薯杂交育种.农业科学通讯，1950，（1）3. 　　2 盛家廉.华北甘薯增产的主要关键.农业科学通迅，1951. 　　3 盛家廉.从甘肃的砂田来看铺砂防旱的作用.人民日报，1952. 　　4 盛家廉.为什么马铃薯、甘薯不用种子播种.农业科学通讯，1955，（3）：172. 　　5 盛家廉.中国甘薯新杂交种介绍.中国农报1956，（12）：18. 　　6 盛家廉，林世成，程天庆，袁宝忠.甘薯新品种华北117和华北166.农业学报，1956，7（2）：159-168. 　　7 盛家廉译.米丘林选集（227-342页）.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 　　8 盛家廉，林世成，程天庆，袁宝忠.甘薯.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9 盛家廉，袁宝忠.甘薯贮藏研究.华北农业科学，1957. 　　10 盛家廉，颜振德，于承祖.甘薯育种中后代特性鉴定方法的研究.作物学报，1962，1（3）：21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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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摘要

　　《甘薯育种学》是中国农业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主要农作物育种学》系列书之一。盛家廉于1992年底拟定了编写提纲，之后几次征求盛家廉研究员和叶彦复研究员的意见，进行修改，1993年10月分工并着手编写，1996年9月定稿。 　　甘薯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饲料和工业原料用作物，在世界粮食生产中总产排列第七位。世界上甘薯人工杂交育种工作最早开始于20世纪初期，40—5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几十年来，世界各甘薯种植国家特别是中国、日本、美国等，不论在新品种选育上，还是在育种理论和方法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国内外尚无一部全面系统地总结甘薯育种成果和经验的专著，只是在少数论著、教材中作为一小部分内容进行论述。 　　这种状况同甘薯育种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在世界粮食生产中的地位很不相适应，也不利于甘薯育种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将分散在各种刊物、论文集、论著中的大量甘薯育种及有关研究成果汇集起来，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是一项重要而且艰巨的工作。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编者在各自的育种和研究实践基础上，并利用多年来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的机会，广泛征集了各有关文献资料；同时又进一步广泛查阅了1996年5月前出版的国内外书刊中的各有关报道。初稿写成后，又进行了反复修改和补充，力求使本书能较全面系统地总结国内外甘薯育种的成就和经验，有重点地显示甘薯育种的主要成就，较深入地论述甘薯育种的原理和方法，较全面准确地介绍国内外甘薯育种的新动向。